劉火
文史學者屈小強的《三星堆——失落的古蜀文明》，通過三星堆的考古發(fā)掘成果和自己的文史素養(yǎng)，盡力還原或重建了三星堆這一5000年華夏文明重要標本的原樣圖景。
中國近現(xiàn)代學術(shù)重要奠基人王國維曾說，中國歷史的重建需要“新材料”。王國維所說的新材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fā)現(xiàn)的，在所有中華典籍里不曾有的或云煙式的，通過現(xiàn)代考古和研究的甲骨文學和敦煌學的新材料。這些新材料和新學術(shù)，把在《春秋（三傳）》《尚書》或晉發(fā)現(xiàn)的戰(zhàn)國時《竹書紀年》等先秦典籍里的華夏3000年歷史，上推到距今3500年至5000年。
《三星堆》一開始就引用三星堆現(xiàn)代考古的材料：1986年春暖花開的3月，三星堆發(fā)掘考古迎來共和國以來第一次最全面的考古。在這次發(fā)掘中，“三星堆和月亮灣方圓6000平方米內(nèi)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遺址……其16層探方土質(zhì)，經(jīng)碳十四測定最早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從碳十四的這一測定，顯示出三星堆的年輪，同時昭示出三星堆的研究、推測、認定、還原以及依據(jù)現(xiàn)代學理和最新科技手段的重建，有了堅實的年代基礎（三星堆8個坑青銅器的碳十四測定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10年）。這為全書隨即而展開的歷史敘事和古遺址敘事，提供了原點。
全書分為發(fā)掘之旅、天門之問、城市之光、食貨之作、匠心之構(gòu)和序章。一般地講，文明分文明和史前文明，以往認定的文明大約依據(jù)3條理由：文字的出現(xiàn)，城市的出現(xiàn)，青銅器的出現(xiàn)。一如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二如中國浙江的良渚城市遺址和埃及的法老建筑，三如土耳其、伊拉克的青銅器。三者在中國同時出現(xiàn)，就是河南殷商的大商邑、甲骨文與后母戊大方鼎。
直到今天，三星堆尚沒有發(fā)現(xiàn)如甲骨文一樣的文字（盡管《三星堆》里已有了圖形和符號的記錄），再加上三星堆的青銅器與商周青銅器不一樣的造型，因此，三星堆從一開始到現(xiàn)在都有不同的疑問。
《三星堆》在“天門之問”里作了許多建設性的答疑。盡管玉器可能尚屬石器時代，但“玉”于華夏諸族而言，則是華夏文明最重要的標志之一。三星堆里出土的玉器，有與中原出土的同期玉器相近似的特點，但也有不一樣的形態(tài)，譬如樹紋玉琮、墨玉等。
特別是對太陽輪形器，作者通過對先秦神話如《山海經(jīng)》等和世界史里的類似話題的比較，提出太陽圖騰與太陽崇拜是三星堆文明的重要特質(zhì)之一。這一特質(zhì)，反映了蜀地的自然、山川和氣候與其他地域的獨特性和異質(zhì)性。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古蜀是中華文明起源“滿天星斗”里最為耀眼的一顆西南明星。進而，在逐漸清晰的三星堆文明的演進軌跡上，作者提出與中原文明和長江中下游文明不一樣的古蜀文明。
從《三星堆》一書中可以知道，自上世紀80年代以降，屈小強一直關注三星堆考古的發(fā)掘、研究的過程與進展，使這部既具學術(shù)品格又呈大眾話語的著述，有了親歷在場和學術(shù)建樹的雙重意義和雙重價值。
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的發(fā)展，一個重要標識是城市?！度嵌选返闹黧w是書的最后3章：城市之光、食貨之作、匠心之構(gòu)。即在對三星堆不斷的發(fā)掘、認識和研究的平臺上，指出三星堆至遲在3500年前，就是一個規(guī)模宏大的城市了。
以城市的面相與年輪入手，從三星堆與金沙遺址對比，三星堆應是比成都更早的城市（書中反復論證三星堆是在一沖積平原上筑的城）。有了城市，就有了聚積的人群，或者說聚集的人們創(chuàng)造了城市。兩者互為需要、互為因果、互為成就。有了人群便有經(jīng)濟、交通、貿(mào)易和文化，文明也由此生長了起來。
《三星堆》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就是除運用最新的考古材料外，還充分展示作者對中華典籍特別是對蜀地典籍的熟稔度，對這些典籍研讀的最新成果。
張騫（公元前164年―公元前114年）鑿空西域通道，被視為華夏與外部世界（主要是中國以西的西部）的第一次壯舉。張騫出使西域前，邛杖、蜀布就已到達今伊朗、土耳其地區(qū)。其中，蜀布是特別值得探討的一樁歷史敘事?！笆池浿鳌币徽吕?，有“西南商道與蜀布之路”專節(jié)。此專章論述了三星堆文明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有了與今伊朗、土耳其在內(nèi)的中亞、小亞細亞地區(qū)的商道與文化的聯(lián)系與交流。
有人質(zhì)疑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青銅器（如銅人像）和金器（如金杖），有著西亞甚至古埃及的因子，認為三星堆文明是外來文明。作者通過對不同文明，特別是通過對西亞—地中海文明的比較，否定了這一說法，但同時認為這并不表明三星堆是一個完全自主或封閉的文明，三星堆文明是一個學習、借鑒了不同文明的開放文明。
作者運用對地下發(fā)掘物和已有中外史籍的研究成果，證明三星堆是一個與黃河中原文明和長江中下游文明，既聯(lián)系又相對獨立且與西亞文明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古蜀文明，是華夏文明發(fā)源地之一。
《三星堆》還對最具華夏文明特征的玉文化、竹文化、漆文化等作了條分縷析，除對三星堆出土的這些古物的解讀外，還將它們與華夏其他地方如中原諸地和長江中下游諸地出土的玉、漆器等聯(lián)系在一起解讀，使古蜀文明更豐贍起來。這便有了華夏文明“滿天星斗”起源的重要物證與學術(shù)敘事。
屈小強浸淫于古蜀文化、古蜀文明的研究已有多年。書中的一些篇章，作者先以論文刊發(fā)，如《世界金屬貨幣之祖——三星堆銅貝》，就是一篇論述三星堆發(fā)現(xiàn)的4枚有環(huán)銅貝的極專業(yè)的文章。文中通過貨幣的最先材質(zhì)自然海貝，論述城市的貿(mào)易及由貿(mào)易帶出的商業(yè)文明；從三星堆出土的大量自然海貝（四五千枚），與中原及云南等地出土的自然貝的比較，得出同出一源的結(jié)論；從三星堆出土的青銅貝與中原的晚商銅貝和小亞細亞的琥珀金幣比較，做出三星堆銅貝與中原晚商銅貝極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屬貨幣的推論。
《三星堆》是一部既具學術(shù)性又有大眾性的讀本，運用流暢的語言與豐富的圖片，將讀者帶到古蜀文明的現(xiàn)場；又通過這一現(xiàn)場，讓我們感受到5000年文明的悠久與光芒。從這一角度看，《三星堆》也是蜀學的最新研究成果。
（《三星堆——失落的古蜀文明》，屈小強著，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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